图源：51记者拍摄
许多税务从业者早已注意到这种现象。穆迪表示，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初23年里，他只处理过大约12起涉及加拿大人移居海外的税务案件。而在过去10年中，他和同事们处理的此类案件数量飙升，接近1000起。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估算，2015年有68,945人永久离开加拿大。接下来一年（也是新自由党政府上台的第一年），这一数字激增至97,473人。2017年再次上升至104,013人。到了2020年，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一年，离境人数降至60,407人的低点，但此后持续上升。
2024年，离境人数达到十年来最高的106,134人，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27,086人离境。
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只是粗略的估算值。它们基于统计建模和一些行政间接指标，比如停止报税和注销医保等。
这些数据也缺乏其他有用的信息，比如这些离境者带走了多少财富和持续性收入，也没有追踪他们是否拥有与之相关的私人企业，这些企业是否也随之迁出。如果有企业随个人迁走，通常也会带来加拿大本土的就业流失，而这本应是一个值得追踪的关键指标。
穆迪细说道，他之所以希望看到这类数据，有几个原因。首先，他希望能将这些数据与他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的情况做对照。他表示，自己所见证的加拿大财富外流规模之大，会令许多加拿大人感到震惊，哪怕是那些总爱批评“富人”的人，他们经常喊着“别忘了在离开时把门带上”。
其次，穆迪想追踪这些离境行为给联邦政府及相关省政府带来的长期个人所得税损失。这种累计性的财政收入损失只能通过大规模移民（我们近年来确实经历过）、加税（我们也经历过）或提升经济活力来弥补——但众所周知，加拿大的经济表现已经落后相当长时间了。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估算加拿大因此失去了哪些潜在的机会。如果这些成功人士留下来，他们是否会创办新公司，雇用更多加拿大人？或者是否会利用他们的财富带来更多税收收入？穆迪说：“我个人的猜测当然是肯定的，但我希望能有具体的数据加以印证。”
1个富人流失 需要270个普通纳税人弥补
为了说明这一点，穆迪用了一个极为简化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位名叫鲍勃的人，是安大略省居民（该省的最高边际税率为53.53%，我们取整为54%），他在2026年1月1日离开加拿大。他的全部净资产——假设为1亿加元——都投资于保本的投资证（GIC），每年产生5%的利息收入（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考虑分级税率，鲍勃每年500万加元的利息收入中，有54%用于纳税，约合270万加元。
我们再拿一位年收入5万加元、无可用扣除项或退税项的普通安大略省居民作对比。这个人每年需缴纳的税款约为1万加元。
换句话说，加拿大需要270位普通纳税人来弥补鲍勃离开所造成的税收损失。而这还假设这270人都有工作。
当然，加拿大可以通过所谓的“离境税”（departure tax）来弥补部分税收损失。
这一术语指的是，《所得税法》会在一个人正式成为非居民之前，将其资产视为按公平市价（FMV）已出售，并因此就资产增值部分征税。这个规则有一些例外情形，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合理规划，还可以延期缴纳离境税或降低税负。
在鲍勃的案例中，由于GIC的成本与其公平市值往往相同，因此不会产生资本增值，他可以在几乎无税负的情况下轻松离开加拿大。
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过去十年里，加拿大在保留成功人士方面所实施的政策影响负面是显而易见的。在联邦开支飙升的当前趋势下，为了为这些支出买单，加拿大显然将继续走向税负加重的经济道路。
C.D. Howe研究所最近预测，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四个财政年度中，累计财政赤字将高达3110亿加元。这种做法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的，未来几代人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包括更高的税负和更低的生活水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制定合理的税收和经济政策，让成功的加拿大人愿意留在国内，并愿意冒险投资，造福所有加拿大人。这也将帮助吸引新的成功人士来到加拿大。
穆迪评论道，加拿大未来的繁荣，依赖于那些奖励进取精神而不是惩罚它的政策。当我们把成功人士逼走时，损失的不只是税收；我们还在流失创新者、企业家和那些能建设更好未来的关键人物。现在正是需要领导力的时候，需要有人看清现实，果断作为。
正如领导力导师约翰·麦克斯韦尔曾说过的那样：“领导者是知道道路的人，走在道路上的人，也是指引道路的人。”
穆迪认为，现在正是加拿大停止流血、开始引领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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